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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张诒谋电影改编

时间:2019-09-02 07:36来源:六合生肖属性
突然想起了另外一部电影霸王别姬。同样的从解放前到文革后,同样的同样的沉重,同样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只是一个是通过著名的人物,一个是通过拥有曲折而戏剧人生的小人物。

突然想起了另外一部电影 霸王别姬。同样的从解放前到文革后,同样的同样的沉重,同样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只是一个是通过著名的人物,一个是通过拥有曲折而戏剧人生的小人物。
我发现我偏爱这种时间跨度很大的电影,这种电影也很容易失败,变成流水账,让观众难以继续看下去。 活着 显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从电影一开始就让观众进入了那个世界,在那个年代中神游。影片分了四个部分,以时间顺序分为四十,五十,六十年代,以及以后。每个时代都以那个家庭所遭遇的事件来反应时代的特征。可以说 活着 也是一部纪录片,只是以电影的形式。
影片的主角只是平凡的小家庭,只是他们遇到的事情过于的荒诞,而且那些荒诞的结尾都是悲剧,给影片奠定了沉重的基调,又点缀着人物的乐观,所以有了些嘲讽,有了些黑色幽默。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太多的故事,有选择或者被迫的做一些选择,然后在命运的捏造下形成独特又互相纠结的人生。
每个人都有故事,我想尽可能多的了解,然后变成我故事的一部分。
来说说时代,从四十年代到文革以后这几十年无疑使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为精彩的时代,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然后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始重建,然后又在他的领导下走上歧途,大跃进然后三年自然灾害,然后便是文革。这些时代都是在我出生之前,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关于这些历史都是从教科书上得知,一家之言,难免偏颇。无知便难以启齿,便只想谈一谈文革。那个毫无信仰的时代。
对于个人而言,信仰缺失已经让人生没什么意义了,对于民族而言,信仰缺失无疑是一场灾难。当我们需要否定一切,无论好坏对错。有了错,才有对。可是那个时代连错都没有,所以也就没有了对,没有标准,所以什么都没有了。摧毁了旧,于是新也就毁灭了。也就没有了道德,然后持续至今。
不一定每个人都信仰宗教,但是我们总要相信什么东西,至少相信自己的心,那才是活着。

把文学改编成电影,似乎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文学与电影本来是属于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门类,但是经过相互借鉴和融合,也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文学为电影提供了优秀的素材,而电影则为文学走进大众提供了更为感性和直观的形式。
在改编中,不得不提的一位导演就是张艺谋。可以说,张艺谋是一位特别倚重文学作品的导演。从他早期的代表作《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等作品,到他创造票房神话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再到近年的《山楂树之恋》,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他从来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甚至他本人也表示,“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
而《活着》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小说的作家和电影的导演分别用自己的专长讲述了同一个主题,并且都取得了成功。这部作品,既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 ,也是导演张艺谋的代表作之一。电影和小说的双重成功,体现出了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然而,实际上,电影和小说两种《活着》,虽然有相同的人物和类似的情节,但二者的精神旨趣、内涵意蕴已迥然相异。在我看来,余华的小说《活着》,更多的是对人类生命经历的艺术化的阐释,体现的是对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状态的深沉思索,是一部诗化的生命哲学,因而具有浓郁的沉思风格。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则以传统的“通俗情节剧”形式,讲述一个普通家庭在特定历史时空的惨痛际遇,展示荒谬现实带给底层民众的深重苦难,追求的是对既往历史的反思与质疑,影片呈现出的是强烈的反讽意味。

一、 情节的更改
由于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小说是使用语言文字叙述情节、塑造人物和抒发情感的,而电影则以直观的画面和声音,冲击人的视听器官,传达影视观念。因此,即使表现同一主题,也会由于不同的特点和表现手段,呈现出各具特色的作品主体。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在情节的构建上便有着不小的差异。
一般来说,情节的更改有三种:删、增、改。
“删”往往是为了突出主题,使主要线索更加明晰。这是由于电影和小说的本质差异造成的,小说可以反复被阅读,而电影则不行,电影通常也被称作“一次过的艺术”。悬念大师希区柯克认为,电影是把平淡无奇的片段切去后的人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张艺谋大刀阔斧地删除了原小说的大量情节。小说开篇七千字左右的情节便被张艺谋删掉了。而在后续发展中,原作也有不少情节被删减了,如因家贫把女儿凤霞送人,儿子有庆喂羊补贴家用,妻子家珍得了软骨等。删的对象不止有情节,还包括人物,因为人物和情节是密不可分的,在删掉某些情节的同时,可能也把人物删掉了。有些人物在表现广阔的生活画面的长篇小说中是必要的,但是在只有两个小时左右的电影中就不一定需要了。
而“增”往往是为了影片内容和形式的需要。而张艺谋在电影中主要采取了“删”,对于“增”,最明显的大概就是民俗艺术皮影戏了。虽然这一情节的增加饱受争议,但我认为,皮影戏的增加是有益的。电影中,皮影戏可以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福贵是一位唱皮影戏的民间艺人。战争年代,他靠唱皮影戏养家糊口,也因为外出唱戏而卷入血腥战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福贵领悟了生命的脆弱,因而更加珍惜“活着”的快乐。“大跃进”时期,福贵的皮影戏不仅是化解父子矛盾的媒介,更是文化贫瘠年代小镇人们唯一的文化娱乐和艺术享受。文革中,皮影在“四旧”之列被强行销毁,但装皮影的精致箱子却保存下来,最终成了富贵小外孙的小鸡笼。所以,皮影不仅是个简单的道具或人物谋生的工具,更是一个具有深广内涵的文化符号,它承载着艰难岁月中人们以沫相濡的温暖亲情和未来希冀。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如戏”的角度理解,人是玩偶的操纵者,人却如同玩偶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操纵。从这个角度看,皮影的寓意与导演所要表述的主题意蕴结合得严丝合缝,同时也避免了一览无遗之憾,这样一来,影片便可以达到一种较为突出的艺术效果。
“改”,主要是指对小说中原有情节的改编。电影最多被提及的改动,一个是对“大锅饭”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活的艰辛,特别是饥饿场面的改动。代替这些痛苦场面的是喜剧化的表现,比如,有庆要报复欺负姐姐凤霞的小孩儿,在公社大食堂吃饭的时候将拌满辣椒的面条一声不响地倒在那个小孩的头上。有庆闯祸之后,那个小孩的父亲很不高兴,很生气地抓住有庆,并且责备家珍和福贵不会教育孩子,当家珍和福贵辩解时,他甚至说“谁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事就是搞破坏,就是破坏大食堂。对破坏大食堂就是破坏大跃进,反正,孩子干不出这种事来。”从生活的细节表现当时政治对人们生活的渗透,喜剧化而又极具讽刺色彩地表现出当时的时代背景。
另外一个便是对结局的更改。电影的结局,死亡的人数大大减少,到小说中凤霞的死就结束了,因此小说的残忍程度和过分的戏剧化和偶然性也受到减弱了。电影的末尾用了一个长镜头表现的是福贵、家珍、二喜和外孙馒头平淡静默的家庭生活,这样的结尾显示着生命的延续和不灭的希望。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由于影视和小说的本质区别。小说作为使用语言文字的艺术形式,可以设置重复的情节反复刺激读者的心灵以达到主题的深化和升华,而电影由于以画面为表达方式,如果采用重复的镜头作用于观众的视听,则可能会引发他们对影片真实性的怀疑和抵触,另一方面,这样的安排也更符合观众的审美,传达出这种普通中国人世代信仰坚守的生命哲学。就是凭借着这一份简单而质朴的希望,我们可以度过人世间所有的艰辛、痛苦乃至绝望。生活在给予他们生命的韧性和坚强的忍耐力的同时,也教会他们对世事的豁达、宽容和希望。

二、 叙述角度的不同
小说和电影《活着》最大的不同还在于他们叙事角度的不同。
小说《活着》是由“我”—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的。讲述的是“我” 因职业需要,到农村收集民歌,遇到福贵老人,然后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让福贵老人自述一生的经历。而在老人回忆口吻的叙述中,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地回望。也由于“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在双重叙事的张力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更加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也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富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富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辛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在新时期的先锋文学中,小说“怎样叙述”显得尤为重要。从马原的“叙事圈套”开始,小说家逐渐将注意力从强调作为小说主体的故事的“讲述什么”,转移到作为技巧的叙述法的“怎么讲述”上。这一重心的转移,实际上标志着对文学语言的敏感:语言正是在不同的叙述中熠熠生辉。而同样处于美学思潮蜂拥四起的80年代中期,影像叙事却出现了与文学语言叙事相反的潮流,从倚重抽象的文学性叙述,转而强调视听的冲击与空间的造型,促使影视语言追求画面、构图、色彩以及声音的多种艺术效果。因此,画外音所具有的时空自由、叙述语调、语言文字等特征,而与文学关系密切,成为了语言文字对影像叙事干涉的隐喻。电影《活着》便极力提出了这种画外音的干涉。
小说《活着》的故事铺延很大程度与画外音相关。可以说,这是一个完全被叙述化的故事,故事主体的叙述者“我”作为双重身份出现,一是经历者,“我”的人生经历的具体情景的演绎;一是叙述者,以平静的心态叙述“我”的人生经历。经历者的“我”,面对着种种人生变化,再现着“过去时”的场景,而叙述者的我,却处在“现在时”用一种议论性的抒情语调,叙述并评论曾经出现的场景和自己的所作所为。两相对照,一种强烈的物是人非的苍凉感油然而生,呈现出历史的残酷性。而这正与余华的写作主旨有密切关系。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人就是为活着而活着,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这是人和生命最基本的关系,生命要求他活着,他就活着。”
而电影《活着》完全驱除了画外音,也就是叙述者的声音。张艺谋把“我”这个主体去掉了,直接把福贵推到银幕之前,用全知叙述的方式让观众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福贵一家的命运。它充分发挥了影像叙事的“现在时”幻觉,过去的时光似乎真实地重新演绎一个已经过去的人生,用具像强调故事经历的真实与完整。可以说,电影更注重故事本身,是用历时跨度极长的故事来承载整个社会的变迁与个体人生的悲欢,温情脉脉地关心身卑地微的俗世心灵。当然,因为画外音的缺席,电影也许会缺少一种抒情性的追悔,因此影片中也融入了导演自身强烈的感情色彩,需要大量的音乐、声画配合、场面调度等技巧来传达细腻的情绪,增强抒情色彩。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福贵得知有庆死讯的这个情节。
小说中写道:“我有庆有庆叫了好几声,有庆一动不动,我就知道他真死了,一把抱住了儿子,有庆的身体都硬了。……我不想再杀什么人了,谁料到春生会突然冒出来,我走了几步回过头去对春生说:‘春生,你欠了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给我吧。’”小说由于回忆的角度,显得更为和缓平静。而影片却细腻地展现了这一悲剧。全镜头中一大群孩子蜂拥而来,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征兆,随后,中景镜头和静态音大笔勾勒和烘托渲染气氛:福贵哀痛伤绝,声音嘶哑破裂:“有庆,怎么啦有庆!有庆,你叫爹呀有庆!……”中年丧子的终极悲剧以一方土坟和一竖墓牌作结,福贵对春生表现出的怒斥和憎恨,真实反映了一个平凡男人的愤懑、失控、崩溃、绝望。这样,影片中的福贵虽然抽离了原来回忆角度的冷静和平缓,却也具备了真实和感性的个性,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

三、 政治角度的变化
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虽然都有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为背景的叙述,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
在小说里,历史是作为浮雕性的陪衬和底色被刻意地淡化漂白的。在故事的追忆中,福贵身处偏僻的农村,而且本身对政治不够敏感,尽管有对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的描述,但政治表达得极为抽象,很快就推向人物活动的背景。而电影,因为自身媒介更倚重于故事的形象演绎,受众心理,即大众观影的经验要求影像叙事的传奇,环境表达的具像性等等的多种差异,更强调真实再现特定的环境与人物,需要运用具体影像进行重构关于五、六十年代特定历史时期。这对于电影艺术而言,也是难以避免的。
在电影中, 时代政治特征被张艺谋更多地强调影片,影片采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以后”等有着历史标识性的小标题串联情节,利用观众的历史经验和记忆形成期待视野,以历史命运替代了原作中“饥饿”承载的苦难内蕴。有庆的死,由抽血致死改编成一次意外的车祸;凤霞的死,由难产后的大出血改编成一次荒诞的过失。这些都符合张艺谋强调的那种命运与时代之间的不直接的暗合关系,也使影片更具有反讽色彩。
例如,在凤霞的死这一情节中加入了一名叫王斌的大夫,使影片的讽刺性更加强烈。我们来看一看二喜是怎样解释他将王大夫从牛棚带到医院里来的:“就是这个王斌,当年在这所医院里,污蔑我们工人阶级的妻子,生理有缺陷,不能生育,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我们把他揪来,就是要用铁的事实来教育他,批判他,让他看看我们工人阶级生孩子,看着我们红色江山后继有人”!听到他这么说,我们感到非常荒诞可笑,可是在荒诞可笑的年代,也只能用同样荒诞可笑的方式来应对。凤霞生孩子,产后出血不止,红卫兵们因没有处理过紧急情况而没有办法,很惊慌,只能向“反动学术权威”王大夫求助。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王大夫因为受到虐待饿得太久,在狼吞虎咽般吃了七个馒头后而噎晕了。就这样凤霞悲惨地死在了母亲的怀里。这样处理的目的,很明显是直接将凤霞的死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形成某种因果关系,以批判当时的社会。
这一情节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出荒诞的闹剧,却深深隐藏了对整个文革时代的讽刺。被红卫兵专政了的医院失去了本来应该有的救死扶伤的责任,而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知识分子被关进了牛棚,受到虐待。整个社会颠倒是非,黑白不分。这种讽刺通过喜剧化的电影镜头表现出来,更能引起观众的思考。
由于这些时代政治因素的强调,小说和电影所表达的题旨已经暗暗地发生了变化。余华似乎更注目于呈现生存状态本身,以此探索生存的本源,“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以此传达出他对“生存永恒”的哲理思辨。张艺谋则将全体中国人的时代命运折射缩影成福贵的一生,将福贵经受的每一次灾难性的打击暗合的时代背景凸现出来,将苦难和死亡处理成偶然与必然的结合。可以说,他追求的是一种生活真实, 所以他尽可能地把《活着》还原于日常生活, 把影片拍成“普通人看的戏”。
当然这实际上与自身记忆、经验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余华就曾解释:“为什么在我小说中,文革仅仅当一个背景出现,到了电影中突然作为一种主旋律出现,就是因为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七八岁,我也就是一种朦胧的感受,张艺谋十七八岁,那他是太清晰了。”

也许作为不同的艺术形态,电影和小说有着彼此不可替代的艺术特性和思维规律,其审美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二者又同为叙事艺术,天然地存在着某种难以割舍的联系。
在我看来,《活着》实际上是文学革新探索过程中,文学与影视强强联合的结晶。
它给小说文本披上“影视”这件立体的外衣,借助演员、场景、服饰、灯光色彩等的搭配,实现“文字的现代化表达”。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和导演的艺术观念都得到了各自的展现,同时,作品也正是由于各种艺术门类和表现方法的差异,得到了不同视角的阐释:余华深悟活着的艰难和自觉,而张艺谋则剥离了苦难看见活着的温情和希望;从艺术种类的角度,余华从容的语言于淡而无味之中深埋深刻的人生哲理,而张艺谋则注重通过情节的选择、演员的表演,配以音乐色彩,突出艺术的生活真实和人性的融会贯通。但无可否认,无论是作为小说还是被改编成的电影,《活着》传达出的都是一种生存的观念和体验。
“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对于电影改编文学,我们并不能以要求文学来要求电影,但是不妨期待,两者不一样的韵味。

© 本文版权归作者  Sandra

编辑:六合生肖属性 本文来源:看张诒谋电影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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